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效益原则及其实践路径

文化产业导刊2021-04-28 15:26

     《文化产业导刊》2020第4期

     《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效益原则及其实践路径》

       作者:周松峰 中共泉州市委党校

  
       摘 要: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要求在于凸显文化教化功能,自觉担当文化的时代使命,提升文化产业的
社会效益。践行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效益原则应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要求,彰显文化化人的社会正向影响,推动产业供给侧之绿色、健康、创新的融合发展。贯彻文化产业发展社会效益原则的路径是提升文化创作主体的道德素养,实现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引领文化消费的正确方向,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强化文化市场的社会治理,提升主流文化融合发展的正能量。
 
  关键词:文化产业发展;社会效益原则;现实实践路径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新时代文化发展的使命在于“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1] 文化产业发展既要讲求经济效益,更要体现文化产业自身的文化属
性,讲求社会效益,“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2] 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自觉地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就
必须在实践原则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体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化人育人培元的本质要求,以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推进社会经济的绿色、健康和创新发展;
就必须实践路径上,积极提升文化创作主体的思想道德素养,积极引导文化消费的正确方向,积极推进文化市场的社会治理。
 
  一、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效益要求
 
  文化产业发展改变着文化自身的环境,文化环境影响着人们思想道德品质。新时代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直接地影响着民族灵魂的锻造,迫切地需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要位置。
 
  (一)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环境影响
 
  文化环境相对于自然环境而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成为影响文化环境的重要力量。
  
       1. 文化是人类生存的人文环境

       人类是劳动的创造物,同样是环境的存在物。人类生存的客观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自然环境构
成人类生命存在与繁育的先决条件,人文环境构成人之为人
的社会条件,养成人类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在现代社会里,在工具理性巨大进步的条件下,在人类实践所及的自然界,大多都带上人类劳动的痕迹,都成为文化了的自
然,文化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处不有,是人类生存的人文环境。
 
  2. 文化环境锻造着人类的内在品质
 
  人类不断地继承、创生、创新着文化,文化环境不断地更新、丰富与发展,发展着的文化又不断地化育、塑造着一代又一代人类,推动着人类不断地进步。 “环境正
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3]
十里一风,百里一俗,不同的文化环
境规定着人之不同的素养和品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来,走向民族复兴的未来,规定着新时代文化环境的性质,新时代中国文化环境规定
着中国的精神、中国的价值和中国的力量。
 
  3. 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环境影响
 
  新时代中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市场对社会资源配置起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文化产业发展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讲求经济效益以在更高的水平和更大的规模上满足人们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需求,但是,文化产业仅仅看重经济效益往往会走向低俗化庸俗化,进而以大量的劣质的文化产品污染文化环境,败坏人文道德。为此,新时代文化的历史使命是锻造中华民族灵魂,文化产业具有文化的属性,理应为社会提供先进的文化产品以正向地优化文化环境。
 
  (二)文化产业发展的使命责任担当
 
  文化产业的产出不仅仅是产品与劳务,更根本的是通过文化环境,影响人们的灵魂与品质,文化产业的投入应体现为文化使命责任的担当而做出的一切努力。
 
  1. 文化发展的新时代使命

       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使命就是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统一
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
强国的意志与信念,传承与创新转化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化育时代新人,展现时代新貌,以优良的时代文化构筑起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
 
  2. 文化产业社会责任的内在逻辑
 
  文化产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经济效益是产业的必然要求,但是,文化产业的文化属性决定了文化产业发展不能仅仅以经济效益来考量,假如文化产业生
产所提供的是违背时代使命要求的次品废品甚至是精神的垃圾与毒品而严重影响文化环境,进而毒害民族灵魂,那么其社会存在便毫无价值。为此,文化产业发展的前提
条件是时代使命责任的担当。
 
  3. 文化产业社会责任的时代担当
 
  文化产业社会责任的时代担当,应是文化产业产出对文化环境优化的贡献及其为此付出的积极努力。一是文化产业应努力为社会提供高质量产品,为社会进步提供正能量,勇于为社会承担高质量产品而付出的成本与耗费。二是文化产业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权衡的过程中,应以社会效益为本,有时甚至要为承担社会责任而不计经济成本。三是文化产业发展主要依靠于实践主体的精神创新创造,文化产业应为创作者与创造者的道德素养提升付出更多的努力。
 
  (三)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效益诉求
 
  效益本质上是效率与效果的比较,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效益就是文化使命完成的社会效果与责任担当的社会效率比较。
 
  1. 社会效益的时代新意蕴
 
  社会效益是相对于经济效益的范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产品在价值实现时的最终收入与成本费用的比较就是经济效益。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产品在价值实现
时往往同时具有社会性的效果,这种社会性效果与对应的效率比较就是社会效益。
 
  2. 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意识
 
  文化生产是一种精神生产,不管是公益性的文化生产,还是私益性的文化生产,都具有精神生产属质,其产品影响的是社会的文化环境及其人们精神生活与境界,文
化产业发展社会效益的最终表现便是一个时代的使命任务完成,是文化环境对人们的化育塑造及其品性的提升。
 
  3. 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诉求
 
  文化产业发展要在文化环境及其社会效益的角度来权衡。一是从社会效果的角度来看,文化产业应努力实践文化的历史使命,坚决地举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地筑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基础,凝聚起全社会的正能量以保证当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指导地位,不断地优化文化环境,化育一
  
代又一代新人。二是从文化责任担角度来看,文化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可以是一致的,也可能是矛盾的,当出现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于社会效益,由此而作出奉献与付出是一种社会责任的担当。
 
  二、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效益原则
 
  无以规矩不成方园,体现文化属性,实现社会效益,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务必在根本原则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在实践原则上坚持化人育人培元历史使命,在产业融合原则上坚持绿色健康创新推进。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指导的根本原则
 
  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着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规定着新时代文化发展的价值目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规定着新时代文化发展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历史地具体地不断发展。意识形态是人们“在考察社会变革时……人们借以意识到的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形式”[4],“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是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发展务必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才能保证其发展的正确方向,实现其社会效益。
 
  2.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规定着文化的本质属性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先进文化、中间文化和落后文化一定是共时性地辩证地存在着,在这多样文化统一体的文化环境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起着支配性的作用,规定着这一历史阶段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先进文化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新时代文化产业才能遵循社会效益的原则以造就文化育人化人的价值目的。
 
  3.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着社会价值观念
 
  文化内在地由价值观念导引,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实践状况。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决定,社会价值观客观地是多样化的存在,多样化的价值观只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才能有序健康地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文化产业发展实现社会效益的实现一定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与规约之下展开的。
 
  (二)文化产业发展的化人育人培元原则
 
  文化在实践过程中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要求,文化产业以工业生产形式展开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实践的社会效益原则就是化人育人培元。
 
  1. 构建文化环境的化人原则
 
  文化产业供给的文化产品与劳务与其他实物产品不一样,其消费具有非排他性,在共时的消费过程中,构成文化产品的历史性积淀,在时间的一维发展中促成文化环境的丰富与充实。文化产业必须自觉历史性的文化环境积累,要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积极地推出有益历史文明进步的精神产品,通过文化环境的优化来提升人性中优秀品质升华,而不是相反地污染文化环境诱导人性的坠落。
 
  2. 培育时代新人的教育原则

       文化发展进步的成就是人类自身的文明,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进步、创新、丰富,人类就一代又一代走向文明,每一代人都在前人积累
的文化环境中生存、发展,每一代人都自觉与不自觉在文化教育下继承着人类文化的基因,又为下一代人创生、创新文化要素,构建文化新环境。文化产业发展本质上是在前人文化的基础上为下一代人创生、积累新文化的内容,实践原则应是努力以优质文化产品丰富文化环境要素,持续地教育时代新人。
 
  3. 激发精神力量的培元原则
 
  人类不仅是物质的存在物,更是精神的存在物,社会的发展需要一种积极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来源于人类自身道德的认识、道德的实践,来源于人类对未来社会发展的信仰认定与守持。文化产业的市场产品供给,不仅是满足人们精神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使人们在文化消费的过程中,培养起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这是新时代文化产业实践的逻辑原则。
 
  (三)文化产业发展的绿色健康创新原则
 
  文化产业在融合发展中既影响着产业发展本身的发展理念,又对其他产业经济发展的价值理念、方式与社会成效起着重大影响。新时代文化产业社会效益必须以更为宽阔的视域来思量,必须在融合发展中坚持绿色健康创新原则。
 
  1. 文化产业发展的绿色原则
 
  文化产业体现生产创作者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文化产业发展的绿色原则是指文化产业在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文化因素培养绿色生态的理念、道德和行为习惯。在当今社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越来贯彻于各行各业,文化产业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更为紧密地与农业、工业、旅游等产业融合在一起,在融合的过程中务必坚守绿色生态的原则以推动社会更自觉地树立绿色生态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2. 文化产业发展的健康原则
 
  文化产业发展的健康原则就是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推动人们注重健康的生产消耗过程和健康的生活消费方式。人类在面对疫情展开的防控斗争过程中,大大地提高了健康意识、健康水平,改进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文化产业在产业融发展中讲求健康原则,一是推动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安全健康的消耗意识,提倡安全健康的生产消费;二是通过文化产业的融合及其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人们养成健康的生活消费方式。
 
  3. 文化产业发展的创新原则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东西就是变化,一个民族没有理论思维,就不可能站在科学的高峰上,一个民族没有创新的思维与创新的实践就不可能走在发展进步的前列。文化产业发展的创新原则就是通过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推动社会养成重视创新,崇尚创新、爱护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养成善于创新思维的习惯,进而推动各种产业在融合发展过程中走出一条创新性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三、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社会效益的实践路径
 
  “人类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在于实践”[6],文化产业发展及其社会效益实现以辩证的观点视之,要着眼文化产业生产经营的实践,从文化产业生产主体自身觉悟,文化消费的理性增强,文化产业及其国有经济基础治理体制机制的完善等方面来努力。
 
  (一)提高文化创作主体的道德素养,锻造新时代民族之魂
 
  1. 强化文化产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辩证认识
 
  文化产业生产与营销围绕着经济利润而展开,但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最终意义在于社会进步与文明,而不在于经济利益的一时高低好坏。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辩证统一的范筹,有经济效益不一定有社会效益,反之亦然。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出现冲突的情况下,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经济效益要服从于社会效益。而有社会效益,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正能量时,文化产业都会为社会所认可,并加以创新性发展。为此,从始至终,文化产业都要把社会效益放在发展的最高地位。
 
  2. 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自觉提高创作者的道德修养。
 
  文化产业的产出质量及其文化使命的完成最终归结于文化创作者的素质与道德水平 , 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加强道德品质修养,坚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用健康向上的文艺作品和做人处事陶冶情操、启迪心智、引领风尚。”[7]。中国的人才评价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对文化产业的文化创作者同样适用,文化产业创作者的道德要求就是文化产品的社会正向作用要求,文化产业创作者应以高度社会责任感从事文化产业的产品创作,自觉地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自己,自觉地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以优良的文化产品优化环境,推进社会良俗。
 
  3. 自觉担当新时代文化产业的使命任务,铸造中华民族复兴之魂
 
  文化产业的文化创作者理所当然地是教育者,互联网时代,教育者不仅要有自身的高品质,更要有德高为范的道德素养,更应是被教育者的教练员。就此,文化产业及其创作者要以教练员的思维方式,促成文化消费者在道德认知和道德践行上进步以达社会效益实现之效。一是通过文化产品核心价值观的真情表达、传达来提升时代道德的认知和自觉;二是通过道德楷模的宣扬与形象树立引领社会道德风尚;三是通过互联网新媒体的学习功能,配以新时代的话语来优化自学习文化环境,推动全社会在自学习和终生学习中养成和提高社会新道德,铸造民族复兴之魂。
 
  (二)引领大众文化消费方向
 
  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社会环境文化产业历史使命的完成与社会效益实现,除了在供给方规范之外,还得在需求方进行引导,从而,既要审视文化市场需求的客观情形,又要人们有更多的消费理性自觉,更要政府积极规约文化消费行为,优化产业发展社会环境。
 
  1. 文化消费需求的客观审视
 
  生产与消费存在着内在的辩证统一关系,文化产业生产的失范在一定意义上缘由于市场上存在着低俗、低级、低等的文化需求,就像毒品走私生产一样,之所以未能根绝就在于市场上存在着对毒品的不良需求。而“在消费传播环节,大众对文化内容的消费影响与塑造着消费者的身份认同”[8],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还没有充分发展,在此情况下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一下客观地存在多层次,多水平、多样式的情形下,在文化生产在利益的诱惑下,往往生产些败坏社会道德的产品。
 
  2. 文化消费需求的理性自觉
 
  人类的需求是由低级向高级刚性发展的,这就像马斯洛所言,由生存需求、安全需求、尊重需求、事业需求逐阶递进,在这递进过程中,先前的需求大多是生存上的物质需求即感性上的需求,随后大多是精神上理性需求。“仓廪实而知礼节”,随着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要积极地引导人们消费理性的提高,对非理性精神需求自觉地形成一种免疫能力以减少精神毒品的市场机会,优化文化环境。
 
  3. 文化消费需求的政府规约
 
  文化消费理性化要以“诚心正意”之良知为条件,可现实中总有人难以做到,这就需要政府的积极规约,通过主流意识的话语把控、通过中国共产党组织力量和用人导向,通过党团成员的整体先进表率,通过社会道德典范的褒奖宣扬以引领文化消费,优化社会环境。最为重要的是,青少年代表民族与祖国的未来,青少年是文化消费更具感性的群体,这在网络游戏中表现最为突出,政府要更多地以行政、经济和法律等体制机制的完善加以消费理性的强力规约。
 
  (三)强化文化市场治理,提升主流文化融合发展正能量
 
  市场存在缺陷,讲求文化产业社会效益,仅靠道德上的示范与倡导永远是不够的,这就要完善文化产业法规,强化文化市场治理,提升主流文化融合发展的正能量。
 
  1. 完善社会主义文化市场法治体系
 
  法治与法制不一样,更强调外在硬性约束的系统性与整体性,文化产业法治建设必须针对新时代的特点,不断地全方位全天候地逐步完善。既要从文化市场体系角度加以全方位审视,又要从生产、流通、营销、消费全流程加以把握,更要从上到下地加以全局的统筹兼顾,还要从时代实践要求出发加以前瞻性规划。当下文化产业的信息化更加显现,提高互联网思维,完善网络文化的治理体制机制仍是当务之急。
 
  2. 提高社会主义文化市场治理能力
 
  法治需要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善,更需要执行过程中治理水平的提高。文化产业生产经营的法律规范目的在于纠正其经济利益追求过程中不顾文化化人的本质要求,从而污染文化环境,使文化的生产违背社会效益的目的。在现代文化与网络日益密切的社会里,文化市场整肃的关键是法律的执行力,是市场治理能力的提高,唯文化市场的治理能力提高才能使文化产业回到社会效益放在首要位置的正轨上来。
 
  3. 提升主流文化融合发展正能量
 
  上层建筑建立于经济基础上,文化产业的社会治理强化以实现社会效益提升还要从经济基础来探索。“要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9],就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来说,国有文化企业在整个产业发展中处于主流文化的地位,是贯彻和执行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坚定执行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践行的最重要媒体,在文化产业社会治理过程中,务必积极提升国有文化企业的融合力量,积极发挥其文化教育培元的主力作用和效能。总而言之,文化产业姓文化,文化产业社会效益体现在文化时代使命践行的过程中以文化人育人塑人以造就一代又一代新人。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的根本原则,就要坚持文化化人育人培元的实践原则,就要坚持融合发展中推进绿色健康创新的原则。在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社会效益的实践路径应是提高产业主体及其创作者的道德素养,勇于担当民族铸魂的时代使命;应是有意识地提高文化市场的消费理性水平,优化社会文化消费环境;应是系统地推进文化市场的治理现代化,积极主动地巩固国有文化企业在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中的主力军作用。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10。
        [2]《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 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 [R]》,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9:45。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2。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
        [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14。
        [8] 藏志彭:《人工智能时代主流文化价值 传播重塑与建构 [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9(04):48。
        [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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