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里戏外都是“花木兰”

　　常香玉（1923年9月15日-2004年6月1日），原名张妙玲，出生于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市），豫剧表演艺术家，常派艺术创始人，代表作有《花木兰》、《拷红》、《红灯记》等。

　　抗美援朝时期，她率领香玉剧社演遍了半个中国，用义演收入为空军捐献了一架战斗机，后又奔赴朝鲜战场进行慰问演出。常香玉曾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河南豫剧院院长等职，2004年因病逝世，后被国务院追授“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去过常香玉家里的人都知道，她从来不穿拖鞋。

　　老了、不上台演戏的时候，她也这样。哪怕坐在收音机前听个小曲，她也坐得笔直，腰板里透出一股精气神儿，像一个时刻准备上战场的兵。

　　抗美援朝时期，常香玉变卖家当，带着剧社在全国义演，硬是捐出一架苏制米格战斗机。后又奔赴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

　　在枪林弹雨里的四个月，炸弹撂下来、棚顶的土毕毕剥剥掉在戏服上，只要台下的志愿军不动，她唱的《花木兰》也不停。

　　“戏比天大”，这是常香玉对自己和观众的承诺，她身上也似乎真有股花木兰的劲儿。

　　为了更好地表现角色情感，常香玉曾冒着“欺师灭祖”的骂名，对原有的豫剧唱腔进行改革，吸收、融合多剧种的元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常派”艺术风格。

　　她的戏招人喜欢，字正腔圆，接地气，一句“刘大哥讲话理太偏”，传唱至今。她也招人喜爱，赈灾义演，捐款修桥，农村、工矿的舞台上总少不了她，学生说她“做了一辈子的好事”。

　　戏比天大

　　儿子陈嘉康记得，每当常香玉晚上有演出时，父亲陈宪章从中午就开始“紧张”。

　　那时常香玉30多岁，一家人住在河南省豫剧院。为了保证状态，她总要午休。陈宪章就搬个凳子坐在房门口，戴上老花镜，展开一份报纸。偶尔有人路过、吆喝一声“香玉”，陈宪章赶忙把食指点在唇边，再双手合十放在耳侧，祈求对方别出声。

　　来人明白了——“香玉睡觉了啊”——又大嗓门的一句，陈宪章紧张得汗都要出来了。

　　他对一切可能打扰妻子的声响保持警惕，不敢有一点闪失。等常香玉化好了妆，工作人员就搬个椅子搁在场门边——登台前至少半小时，常香玉要坐在这“默戏”——整个人浸到戏里，从头到尾地体味角色的情绪。周围的人心照不宣地保持安静，知道天塌下来都不能打扰她。

　　“戏比天大”，常香玉总这样说。这是父亲教她的道理。1923年，她出生在河南巩县（今巩义市）南河渡村一个窑洞里。那时，她还叫张妙玲。父亲张福仙是戏曲艺人，决定教她一门手艺来养活自己。

　　常香玉跟着父亲学习唱腔和武功，串集镇、赶庙会，搭戏班学艺。她每日早起喊嗓子、下腰、踢腿、耗膀子。戏班里流传着一句话，“戏是苦虫，不打不成。”手的位置摆错了，一棍子敲在手背上，练踢腿，练得“腿肿成蚂蚱口，往下流黄水”，父亲也没有让她歇过。

　　教不会的时候，父亲着急地拧她膀子，拇指伸进她嘴巴里、掐出血，恨恨地问她，“这个字咋咬不清楚呢？”剧场没有麦克风，要让观众听清，全靠演员的吐字和念白，因此，一句唱词就得练上千遍，时间久了，“嘴、牙、舌头，都不知道是自己的嘴，摸着都不是一般的肉的感觉，练木了。”常香玉说道。

　　这样的练习甚至具体到了两颗眼球。为了练就炯炯目光，夜间，常香玉总点燃一个香头，循着光转动眼珠。

　　这些苦还不算难忍，真正折磨人的是地位低。当了戏子，是家族的耻辱。一次，常香玉要跟着父亲回家乡演戏，张氏族人拦着她，“派了个人告诉俺爸爸，你要是来咱这巩县演戏，就把张家血脉拔净了。”常香玉索性跟着干爹改姓常，“香玉”二字则取自楚霸王的名字“项羽”的谐音。

　　十二三岁时，她演一个配角，两场戏间隔时间长，她在后台等着出场，一不小心睡着了。女儿常小玉听母亲讲，“（张福仙）打她，在农村演戏，观众都是你拿一升米、我拿一升面（抵票价），你这样对得起大家拿的粮食吗？戏比天大，在舞台上一站，你责任重大。”

　　戏台上，她一次次迤迤然走出，唱、念、做、打，都愈发有模有样。学戏不过几年时间，常香玉已经能主演大戏。

　　“军功章”的另一半

　　“一睁眼，满脑门儿都是戏。”儿子陈嘉康的印象里，比起戏台上的独当一面，生活里的常香玉近乎笨拙，“去商店买冰棍，竟连钱也不记得带。”

　　常香玉大概对这样的“控诉”心不在焉，柴米油盐和家长里短不是她的追求，她痴迷的永远是舞台上闪闪发光的角儿。

　　丈夫是最愿意成全她的人。常香玉曾说，“结婚之前吧，是老父亲管我，结婚以后都是宪章管我，所有的。”他是中国现代话剧奠基人洪深的学生，婚后，陈宪章弃政从文。1948年，二人在西安创立了香玉剧社，招收了一批学生，管吃管住，不收学费，在校学生最多时达到40多人。

　　这里多是苦孩子，有的是因连年灾荒、战乱而流入陕西的河南难民，自己的父母去世得早，就把常香玉夫妇当家人。

　　常香玉教戏，陈宪章写戏，香玉剧社老学员修正宇记得，“老爷子每天拿着报纸，一字一句地抠，紧跟形势写剧本。”新中国成立后没多久，朝鲜战争爆发，“老先生赶快去书摊上去扒书，由京剧《木兰从军》改编，写成了豫剧《花木兰》，加了比武、送别等选段。”

　　他仔细地为常香玉讲解角色的出身、内心的潜台词，教她识字、写字，两人一起研究唱腔。常香玉唱完一句，陈宪章不满意，指出哪个字要重点发挥，常香玉就换一个唱法。还不够劲，再换。最后，两人达成共识，“这个可以，观众肯定愿意听。”

　　“老先生把老太太从一个大字不识的人，变成一个人民艺术家。”修正宇说道。

　　这样的扶持和帮助又岂止是在事业上。给常香玉做饭，照顾孩子上学，给孩子买药、买衣服，都是丈夫的任务。常香玉每次出去开会、学习，陈宪章都要给她写信，“一条一条地嘱咐，我都嫌他啰嗦，嫌他说得多。他放不下那心，没法。”

　　陈宪章婉转又细心，孩子们难免跟父亲更亲。“爸给我洗头洗到十多岁，妈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我记得我丢了一件衣服，她还打了我一顿。”女儿陈小香记得，她甚至不敢跟母亲多说一句话，当然，母亲“也没有那么多废话跟你说”。

　　“香玉剧社号”飞机

　　顾不过来的时候，常香玉索性把孩子送去托儿所。

　　常小玉记得，6岁那年的一天，她看到母亲带领着剧社的哥哥姐姐们在院子里集合，“女生穿着小裙子，男生把白衬衣都扎进裤腰里，可精神了。”

　　她不知道大家要去哪里，只知道母亲是要离开自己一段时间了。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赴朝作战。抗美援朝总会发表了一则《爱国公约》，号召大家捐飞机大炮。

　　“解放以后，艺人翻身，大家都抱着一种对共产党、对新社会的感恩。”剧社学员范玉清记得，常香玉把剧社卡车和自己的首饰都卖掉，连着之前攒下的一点现金一起捐了。和陈宪章商量后，她决定在全国义演、募资捐一架战斗机。

　　在过去，这样一架飞机的价格是15亿旧币。大胆的提议得到了剧社的支持。

　　1951年8月，一行59名演员出发了。他们先后抵达开封、新乡、郑州、武汉、广州、长沙6个城市。一张“捐机义演”黑白小广告贴得满街都是，上面印着常香玉的照片和戏目。

　　没想到，刚到开封，常香玉就病倒了。演《游龟山》的时候，常香玉打完退烧针、摇摇晃晃地上台。乐队的师傅提醒她“小心绊倒”，她清醒了一点，一句“耳听岸上有人唤”唱出来，观众“哗”地叫好，“劲儿提起来了，发烧也不想了，就演完了。”

　　第一炮打响了。支持从四面八方涌来，观众不计较票价，也不计较自己能不能听懂，4毛钱一张票，他们掏一块钱，夜里拿着铺盖卷排队买；五十多岁的老夫妇大热天推独轮车推了十几公里，就为了给常香玉送两篮鸡蛋；没带钱的印尼华侨，当场摘下金手表捐了。

　　义演有时候一天两场，演员们连妆都不卸。吃的都是豆芽、黄瓜、豆腐混在一起的大锅菜，剧场没床的时候，就在舞台打地铺。

　　有时，戏服很重，要扎七八斤重的靠旗，勒得很紧，常香玉的膀子上一道一道的紫色淤血。

　　不到半年的时间，香玉剧社完成了178场演出，募集15亿2700万旧币。购买飞机后，多余的钱，常香玉也悉数交给了抗美援朝总会。

　　这架飞机，后来被命名为“香玉剧社号”，它的模型至今陈列在中国航空博物馆。常香玉也因此被叶剑英题名为“爱国艺人”。

　　“戏是给穷苦人看的”

　　“奔赴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那是拿命在演出呀！”今年80岁的修正宇回忆当年时说。1953年3月，他跟着常香玉和其他学员一起，奔赴朝鲜战场。

　　军装肥大，冷风在里面直窜，大家把袖子、裤腿塞来塞去，扣子挪了又挪，一跨过鸭绿江就开始演出，一直演到上甘岭前线。到7月美国签订停战协议之前，4个月的时间，演员们都在枪林弹雨里。

　　两个志愿军开吉普车载着常香玉。行军路上被敌机跟踪了，照明弹一闪，车就立即拐到树林里。两个战士架着她跑，再一起卧倒，炸弹就撂在旁边。为了保护常香玉，一次，两个战士摞起来、趴在她头上。

　　专心演出也成了奢求。有时，炸弹就炸在临时戏棚旁边，土毕毕剥剥地往下掉，乐队吓坏了，想扭头就窜，发现志愿军依旧盘腿打坐，抱着枪，纹丝不动。常香玉说，“戏不能停。”

　　大家忍着心慌，“外面吹着哨子，防空枪‘咔咔’地打，汽灯就黑了，志愿军打开手电筒对着舞台。”今年82岁的剧社学员韩玉生记得，戏正演到花木兰大战番邦主将突力子，观众站起来喊口号，“向花木兰学习！向常香玉学习！”

　　她身上好像真有股花木兰的劲儿。戏里还是戏外，浑然天成。

　　此后，常香玉带领剧团实行“三三三制”演出——三个月在农村，三个月在工矿，三个月在部队。“要为国家、人民、劳苦大众服务，戏是演给穷苦人看的，是歌颂新中国的，这一点就是常香玉老师追求的。”韩玉生说道。

　　日子好过一些了，常香玉仍保持着极度的清醒和简朴。她照旧每日练功，带补丁的衣服甚至穿到了晚年。但她又是极度慷慨的，赈灾义演、施粥捐款，为家乡修桥、铺路，她都不含糊。

　　“做一件好事容易，但一辈子做好事很难，我们老太太她做到了。”修正宇说。

　　常派艺术

　　后来，人们提到常香玉，第一印象都是“捐飞机”。这难免让人忽视了她的专业成就。学生韩玉生也有自己的看法，“她在艺术上是豫剧开拓者，是数得着的人。”

　　常香玉早期学戏时，河南梆子各流派划分明显，她唱的属于豫西调。但在表演《西厢记》时，常香玉觉得她在戏中扮演红娘，这是个喜剧人物，唱腔应该是活泼轻快的，但豫西调的特点是深沉而苍劲，只适合演悲剧。而豫东调则相反。

　　要不要取长补短呢？一旦学唱豫东调，就意味着坏了规矩，但或许能把戏唱得更好。倔强的她下决心改变唱腔，首段唱词不长，一般不被人们重视，但常香玉却一反常规，她细致地处理每一个字的旋律起伏和伸展，轻快、跳动的调子一出来，再配上她活灵活现的眼神，“一腔定太平”，赢得观众满堂喝彩，她也凭此名满开封。

　　后来，在走南闯北的演艺过程中，常香玉学习吸收京剧、曲剧、河北梆子、汉剧等多个剧种的元素，“总之，对我有用的统统借鉴过来。”

　　这在那个年代不算好事。戏曲剧作家张乡仆回忆，有人说常香玉是“欺师灭祖”，是“豫剧的叛徒”。

　　“改革的幅度太大了，正本清源，范围很广泛，不是一个戏、一个动作的问题。”修正宇说。时间给了答案，大刀阔斧的改变成就了她独特的“常派艺术”，“老太太的唱腔到现在都不过时。”

　　从艺多年，常香玉演出剧目100多部，在舞台上塑造了红娘、白素贞、花木兰、佘太君、李双双等形象。1956年，河南省豫剧院成立，常香玉是院长，原本的香玉剧社被纳入剧院一团。

　　“河南省语言太复杂了，团里有安阳人、洛阳人，口音一个人一个样。”常香玉拿着字典，让大家纠正发音，再按河南话的调子唱出来，如此一来，“只要能懂普通话就能听懂豫剧，这便于戏剧的推广，也是老太太一个很大的贡献。”修正宇说道。

　　不过7年时间，1963年，文化部的报告点明了豫剧发展之快，“流行全国二十多个省份，逐渐遍布全国。”沈阳、北京的剧团也纷纷来河南豫剧院学习，豫剧从一个地方戏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剧种。

　　谢幕

　　老了之后，演戏的机会少了。

　　一批批新演员登场，耳熟能详的段落被一遍遍演唱。但当学生们翻出那些尘封的影像，大家都觉得，谁也唱不出常香玉的味道。

　　她不是没有机会，但年纪毕竟是大了，再也找不回年轻时的气息，“这样对不住观众。”不选择上台，不代表放下了、认输了，她开始在没观众的地方默默地琢磨自己的戏。“这一句，再唱的时候要发挥好一些，那个字应该再强一点。”

　　终于选择公开露面，是2003年夏天。时年80岁的常香玉做客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坐在椅子上，她用手在大腿上打出节拍，唱了一小段《西厢记》。

　　录制节目的那天，80岁的常香玉穿了一件玫红色的上衣，看起来不像是癌症晚期病人。主持人夸她好看，她略得意地说——

　　“我是来谢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