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国内大城市开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工业布局逐步向郊区新城和周边地区转移，在市区留下了大量的老厂房、仓库和附属办公设施，包括一些有污染的土地（棕地）。大城市纷纷利用工业遗存拓展写字楼、文化产业园区和公共文化空间，成为城市有机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改造利用工业遗存的热潮在全国兴起，工信部2018年发布《国家工业遗产管理暂行办法》，地方也出台相应的意见，北京2018年发布了《关于保护利用老旧厂房拓展文化空间的指导意见》，对工业遗存的保护利用提供政策指引。 文创企业偏好改造后的老旧厂房作为办公场所，在现阶段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由厂房改造而来的各类文创园区，其成长速度和影响力很不一样，在改造利用中出现了不少值得总结的问题，本文探讨这一热潮的成因，从文化资本视角分析存在的问题和改善之道。
一、文创企业选择改造厂房的原因
文创企业选择老厂房首先是出于办公成本的考虑。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之一即是小公司的重要性不断加强（大卫·赫斯蒙德夫，2002），小企业、初创企业运作成本低，在文本构思阶段较少受到资本控制，有较强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因而也容易迸发灵感，打开创新思路。此外承担分包业务、辅助服务和技术支持的小公司越来越多，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更新，大企业和小公司的合作也比过去更加便捷。数量众多的成长性企业和初创企业，不大容易存活在甲级写字楼之内，而是尽可能地寻找高性价比的办公场所。
城市学家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分析说，即便很多企业能够承担新建筑的费用，其周边地区也应当保留一些旧建筑提供给小企业，城市“成功的多样性指的是高产出、中产出、低产出和没有产出的企业的混合”。在她看来，这些小企业一方面可以为高档写字楼提供各类便利服务，另一方面也保持了社区人口的稳定性和多样性，是城市活力的来源。在雅各布斯分析老建筑用途的1960年代，从事文化生产的小公司不断涌现这一特征还不那么明显，而今天则蔚为大观，需要老建筑的不只是生活服务类企业。
文创企业选择老厂房的内在原因是，改造后的厂房及所在街区往往形成独特的景观，吸引爱好者和游客，有利于商业经营和企业形象塑造，变成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本；另一类主要提供办公空间的改造园区，其工作环境也受到作为生产主体的创意阶层的喜爱。
很多由厂房改造而成的艺术园区呈现出后现代风格的城市景观，混合了工业遗存和各种文化元素。一方面，工业遗存有强烈的怀旧色彩，引导人们追忆过往的历史和岁月，另一方面对各种文化符号进行拼贴、戏仿，解构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化逻辑，表达了新阶层的诉求。无论是纽约曼哈顿SOHO区还是国内知名艺术区北京望京798、上海莫干山M50等，最初都是艺术家主动集聚形成，园内建筑形式多样，充满丰富的趣味，可以看到各类雕塑、绘画、涂鸦、装置，与那些整齐划一的摩天大楼、商务楼形成鲜明对比。有的老厂房还有近现代历史文化遗存的身份，或所在街区有悠久的历史和其他历史遗迹，例如北京方家胡同46号园不仅是中国机床厂旧址，所在街区在元代就已存在，距离国子监、孔庙、雍和宫、南锣鼓巷等景点亦不远。处于成长阶段的众多小规模文化企业，需要打开名度和营销渠道，入驻这类园区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区位优势。
就职于小规模文创企业、从事创意生产的人们，与集团公司、跨国企业的员工有所不同，更注重工作环境的宽松自由，喜欢多元、包容、随性的社区环境。改造后的园区普遍是低密度的，有的容纳了混合用途，设有剧场、特色咖啡馆、餐馆、酒吧、书店、艺术中心等设施，富于生活气息，为专业人士和爱好者提供了谈话空间，对创意阶层来说都是优于高档商务楼之处。出于经营成本、形象塑造、工作生活环境等多种因素考虑，文创企业尤其是几十人、十几人的小公司，在现阶段选择厂房改造而成的园区作为办公地点有一定的必然性。
二、老旧厂房改造中存在的问题
和过去热门的产业园区一样，国内的老旧厂房改造文创园区也有一窝蜂上马的趋势，这与大城市经济结构转型、加速老城区更新有直接关系。一二线城市都有自己的工业遗存，然而不同城市的商业用地供应情况差别很大，文化产业和艺术行业的繁荣程度不同，厂房改造的文创园区其成长速度和前景也很不一样。目前，京沪等地严控中心城区的商业用地供应，甲级写字楼的空置率一直比较低，这些地方的城市规模扩张很大，原来相对偏僻的厂区已经成为人口稠密的市区，改造利用的前景更好；二线发达城市中的南京、杭州等地，甲级写字楼空置率同样处于安全数值，而成都、重庆、武汉、西安、天津、厦门等城市则不甚理想。成渝等地本身有充足的优质写字楼供应，由工业遗存改造而成的文创园区、艺术园区虽然租金更低，仍缺乏吸引力，很多经营状况不佳，知名度不高。
即便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不同 区域的老旧厂房改造也面临不同形势。北京中心城区以及东四环周边区域，由老厂房改造而来的文化园区普遍有较好的发展，CBD附近的朗园、莱锦等文创园区，其改造建设的水平和租金都达到了甲级写字楼标准；而同样由厂房改造而来、靠近西五环的中间艺术区，由于位置偏远，配套设施较少，经营状况就要差很多。虽然北五环外也有大量互联网企业集聚的情况，但这些企业都在新建的软件园、办公大楼内发展，与普通文创企业对工作环境的需求也不尽相同，不会选择改造厂房来办公。
由此可见，改造后的文创园区虽然租金便宜、办公成本低，同样面临激烈竞争。老厂房的某些独特品质的资源（景观、区位、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等）可以进入文化生产，变成直接或间接交易的物品，获得额外收入（垄断地租），这就是文化资本的作用。从文化资本运用的角度审视，改造园区主要存在几个问题：
其一，出于提供标准写字间的考虑，很少运用老厂房的文化资本，只是在原址上翻新了一批低密度、矮楼层的写字楼群。开发商要在提供良好办公空间的同时展现文化性格并非易事，厂房、仓库等工业设施原有的建筑特征，对写字楼的改造设计者来说是非常“吃重”的元素。金属的管道、梁架、通风设备、外墙扶梯以及烟囱、锅炉、平台等专用设施，都会对习惯了主流写字楼的人们造成影响，成为工作环境中的陌生、异质因素，缩小入驻企业、商铺、机构的类型和范围。有的开发商把“不和谐”的部分统统拆掉，只留下适合办公的区域，厂区原有的历史文化符号被大量抹除。
其二，园区的开发商、运营方虽然意识到了文化资本的作用，但对地方性的文化特质、独特的审美价值不甚敏感，导致众多由工业遗存改造而来的园区同质化严重。一种城市景观越是容易推广和市场化，其独特性就越稀薄，垄断地租的获得变得越困难，这是改造中的一大矛盾。其中最典型的情况即是各地照搬北京798、上海M50等园区的经验，在景观塑造上进行复制粘贴，雕塑、壁画、涂鸦、装置等艺术手段的运用十分相似，在城市形象重塑中无视自身底色，带上了相似的面具。游客和文化消费者在游览各地改造园区的时候，常有似曾相识之感。不同城市的历史积淀和定位不一样，并不是所有区域都有必要突出后工业的城市图景，其结果只能是加剧城市间、区域间的竞争。
其三，改造园区与所在的街区、社区脱节，对城市公共文化贡献甚小，成为一座排他性的孤岛。一旦新产业发展不理想，就失去了基本的依托。如果说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建筑物是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本，那么街区的历史文化、厂区的发展史、集体记忆都可以说是精神形态的文化资本，但很少在改造过程中被凸显出来。即便是一些知名的艺术园区、文创园区，如北京的798和莱锦文创园，在这方面也存在局限，熙来攘往的游客和创业 者并不了解形状奇特的厂房是如何建成，这些工业遗存包含了哪些历史记忆和精神财富。不少老厂的退休职工居住在附近配建的居民小区，虽然厂区还在，但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基本无涉，原有的感情联系在再生过程中淡化了。位于望京、酒仙桥的电子城各厂几乎都已经或正在改造成新的产业园，而附近的配套老旧小区无法完成拆迁，成为繁华都市里最衰败的社区。
三、老旧厂房改造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无论是开放商选择某厂区进行整体改造，还是有实力的企业选择单体建筑进行改造，都应事先对不同工业遗存蕴含的文化资本作研究判断，在此基础上追问：这一区域适合什么样的产业发展方向，哪些物质的、精神的元素可以为我所用，哪些故事是可以不断讲述的，历史叙事如何带入空间再造，蕴含的文化资本如何作用于个体的文化企业，实现其价值提升？ 如何处理好改造厂房与原有街区、社区的关系？对不同规模的改造项目来说，地方性文化资本的意义是不同的，有的属性需要从整个区域来考虑，而局部改造则要推陈出新。
首先，应当保留工业遗存的基本特色和肌理。工业遗存的建筑风格与主流写字楼有很大差别，不同时期、不同的工业门类还会有一些特别的设计，例如北京798厂和郑州第二砂厂的包豪斯风格建筑、帆状厂房，北京莱锦创业园所在京棉二厂的锯齿状厂房，751艺术区所在煤气厂的巨大圆形储气罐等等。很多风格独特的厂房是由东德、苏联援建，还有一些近现代的工厂、仓库，都是历史记忆的主要载体，应当较为完整地保留。一些 改造园区如成都东郊记忆、杭州新天地5050、北京751都在广场上摆放火车头，几乎成为标配，仅做到这个程度是不够的，在使用同类工业遗存的时候，须进一步发掘集体记忆和地方色彩。
其次，处理好历史叙事与现实需求的关系。园区景观一方面要保持文化个性，又要在一定程度上对市场做出让步。工厂的建筑和设备很多，在改造过程中不可能全部转化为文化资本，要在保持基本面貌的同时根据自身定位进行取舍。不同产业方向的园区，整体风貌的保留和改造力度是不一样的：地处城市核心区、要改造成为文化、商业、旅游综合体的老工厂，部分建筑应以镜面材料、玻璃幕墙装饰，或适当加建现代风格的新建筑， 以适应周边地区的氛围，其使用程度要考虑商圈或旅游区的具体语境、竞争关系。不同类型的企业、商铺和团体，对工业元素的选择和使用也应当有所不同：木制结构、红砖墙体显示出温暖、亲切、柔和、自然的语义，对于办公室、旅店等设施营造来说是积极的元素，具有优先性；而金属的管道、梁架、扶梯等设备对于艺术中心、美术馆、画廊、剧场、影院而言是一种积极的元素；反之则不然，如果予以保留和使用的话需要更强大的创意。书店、酒吧、咖啡馆、餐厅、俱乐部等设施对各类元素的适应性则广得多。
然后是在改造项目中融入公共文化服务的部分。社会理论家大卫·哈维提出过这样的问题：集体符号资本或文化资本的监护人常常关闭大门、回避底层民众（包括一些高端博物馆、大学、艺术机构），而垄断地租的收益应该广泛分配，至少应当惠及这些文化资本的过去和现在的集体创造者，而不是被经营者据为己有。国内的工业遗存改造文创园区同样存在过度商业化、产业化的危险，一些早期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街区、艺术园区如上海田子坊、北京798已经高度商业化，遍布各类无创意的餐饮和商铺。而另一边，就在离这些园区不远的地方，大城市的衰败街区、老旧小区普遍存在公共文化设施不足的问题，居民没有活动场地，很多街道的文化站还没有摆脱使用地下室、租用社会单位场 地的状况。
改造园区不仅要提供高性价比的办公空间，提供经营性的文化服务和生活服务，也要提供公共文化活动的空间，容纳一些公益、半公益的项目，组织一些由园区、企业、街道社区、志愿者、学者多方参与的活动。配建文化服务设施和部分承担公共服务职能，虽然是主业之外一笔额外的人力财力支出，却并非没有回报。即使从一个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对园区发展也有好处：文化设施和服务是一种对市民的邀请，加强积极的社交活动，意味着留住更多的人，可能有利于产业发展和园区品牌的传播。
最后，加强与文化资本有关的数字影像建设。在工业遗存改造过程中使用多媒体技术来再现情景、讲述故事，是一个非常灵活和经济的解决之道。如果园区现阶段还没有能力来组织公益活动、开辟服务设施，或者没有特别有创意的建筑改造，至少可以像博物馆、美术馆一样，采用数字影像的手段在园区内设小型的播放空间，同时用网站、新媒体平台、应用程序、二维码扫描予以展示，可以形成一座交互式的桥梁。更高端的一些技术手段还包括全息投影、AR、VR等等。用数字影像动态地讲述城市变迁、建筑物形成的历史背景、蕴藏的故事和各种细节，是一种进入空间的全新方式，很容易吸引来访者的注意力，在最短时间内揭示建筑物的文化意义。对于工厂原来的主人和街道社区的居民来说，他们过往的奋斗历史、日常生活、喜怒哀乐也可以再现于更新后的园区，重新创造了一种感情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