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艺术繁荣与文化产业的崛起

 

        摘要：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产生了达·芬奇、丢勒等多才多艺的巨人，之后又产生了凡高、毕加索等艺术巨擘。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国何时能出凡高、毕加索式的艺术巨擘？这是一个颇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勿庸置疑，培育文化艺术人才，振兴文化产业，关键是要创造能使更多的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
 

　　关键词：

        书画 艺术家 艺术巨擘 文化产业 市场经济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融书、画、诗、印于一炉的中国画，凝聚着历代 书画家们的综合才艺与人文关怀。它乃是中国文化艺术的瑰宝，也是世界艺林的一技奇葩。然而，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并相互交融，以及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当代中国的文人画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惑与痛苦的抉择。恩格斯曾称赞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达·芬奇、丢勒等集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哲学家、思想家于一身的“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1]之后的欧洲，又产生了凡高、毕加索等艺术巨擘。当今世界，提及凡高、毕加索的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他们的绘画作品，堪称世界艺术经典。其精品动辄数千万美元，甚至过亿美元。如今，凡高、毕加索的作品，无不被全世界的收藏家所青睐，人们不惜重金，竞相收购珍藏。人们不禁会问：中国的画坛，何时才能产生凡高、毕加索式的艺术巨擘？文化艺术大师的产生，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产业的振兴密不可分。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书画艺术创新和文化产业的崛起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并带来了新的动力。金石书画艺术的传承与创新，乃是一个形式古老而内容常新的话题，而文化产业更是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在此，笔者拟对这类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金石书画凝聚了艺术家对文化艺术的珍重
 

　　融书、画、诗、印于一炉的中国画，或许只是历代中国文人画家自谦的雕虫小技，但无疑，中国的书画艺术是一种具有丰厚文化底蕴的高雅的精神产品，它甚至堪称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之大成。传世的金石书画作品，无不凝聚了历代书画家们对文化艺术的珍重和多元的情趣与涵养。中国历代文人，无不追求能达到满腹经纶，多才多艺之境界。

　　当我们蓦然回首，不难发现，中国历代的文人，大多能书善画，有的则是诗、书、画“三绝”，当然，其中书法是最基础的东西。这或许与当时的文官考试制度（科举制）有很大的关系。从乡试、会试到殿试，从秀才到状元，考官和皇上都要看考生的文采，而书法的优劣则同样是重要的考核元素。古代的诗文、书法取仕导向，客观上对中国古代金石书画大师的产生文和学艺术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古代，书法的实用功能和艺术功能是统一的。可以说，书法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杆。2009年，中国的书法、篆刻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著名学者林语堂认为：“书法艺术给美学欣赏提供了一整套术语，我们可以把这些术语所代表的观念看作中华民族美学观念的基础”。“在书法上，也许只有在书法上，我们才能够看到中国人艺术心灵的极致”。[2]
 

　　中国自古有“书画同源”之说，历史上的著名的文人画家，几乎同时也是书法大家。古代中国的书画家们，又大多擅长写诗。苏东坡在评价王维的作品时，称赞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比如，东晋的顾恺之，唐代的吴道子、郑虔、王维，宋代的苏东坡、米芾，元代赵孟頫、黄公望等，堪称诗、书、画“三绝”。元、明伊始，逐渐出现金石书画相辉映，篆刻成为了书画家们的新宠。元代书画家、诗人王冕首创用石材治印，元代书画家赵孟頫亦兼工篆刻，明代文彭、何震发扬光大，开创了文人自篆、自刻并与书画三足鼎立的局面。从诗、书、画“三绝”，进而走向了书、画、诗、印“四全”。融书、画、诗、印于一炉，便成为中国画与中国文人画家推崇的一种至高境界。清代的傅山、八大山人（朱耷）、高凤翰、金农、汪士慎、沈凤、高翔、程邃、丁敬、张燕昌、董洵、蒋仁、邓石如、巴慰祖、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杨澥、吴熙载、钱松、赵之谦、黄士陵、吴昌硕等，以及现当代的陈师曾、李叔同（弘一法师）、齐白石、陈半丁、张大千、潘天寿、傅抱石、黄宾虹、宁斧成、钱瘦铁、赵子云、王个簃、来楚生、诸乐三等，乃是融书、画、诗、印于一炉的全才型艺术大师中国历代文人的价值取向，乃是 金榜题名，“学而优则仕”。出仕为官乃是历代中国文人或知识分子的梦想。古代中国的许多文化精英，虽不时陷入困境，但他们仍然坚持不懈，从不放弃自己的理想。有的甚至屡试不中，却数十年含辛茹苦，潜心吟诗作赋，或在金石书画中探寻艺术的真谛与人生的价值。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在人类艺术史上，艺术家逆境成才的故事或视艺术为生命的故事比比皆是。在西方画坛，凡高一生坎坷，贫病交加，但从不放弃对艺术的追求探索，终成为后印象画派的划时代人物。在中国画坛，八大山人（朱耷）、石涛（原济），为明皇室后裔，清初为躲避官府迫害，隐姓埋名，饱经磨难，出家为僧，却从不放弃对金石书画的大胆探索和创新。徐渭（青藤）一生命运多舛，受过牢役之苦， 饱经风霜，贫困不堪，但其对书画诗文的浓厚兴趣也丝毫不减。在现当代，刘海粟、潘天寿、林风眠、徐燕荪、邓散木、叶恭绰、江丰、李苦禅、石鲁、尹瘦石、王雪涛、启功、陆俨少、黄永玉、韩美林、傅小石等艺术大师大家，在“反右”或“文革”中受到残酷地打击批判甚至入狱，但这些丝毫动摇不了他们对书画艺术的酷爱。
 

　　清代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曾任山东范县、潍县县令，为官清廉，但官运不佳，竟被革职，只有弃官还乡，晚年在扬州卖字画为生。他对官衔极为看淡，曾刻有一印“七品官耳”。但对艺术和艺术大师则深怀崇敬，他有一方闲章“青藤门下走狗”，足可见他对先贤徐渭（青藤）的崇拜。清末金石书画大师吴昌硕，曾任江苏省安东县（今涟水县）知县，仅一月即离去，自刻“一月安东令”印记之。从“七品官耳”、“一月安东令”、“青藤门下走狗”这些闲章，可以看出古代一些书画家对“官本位”的叛逆，以及对艺术或艺术大师的敬仰、敬畏！现代金石书画大师齐白石曾刻一印“江南布衣”，他一生布衣，也与郑板桥一样对徐渭（青藤）等大师推崇备至，他有一首诗：“青藤八大远凡胎，缶老衰年别有才；我愿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齐白石最为崇拜的三位书画前辈，就是徐渭（青藤）、八大山人（朱耷）和吴昌硕（老缶）。
 

　　凭郑板桥、吴昌硕的才华，当好一个县令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在古代的官场，似乎愈有才华则愈不适应官场的潜规则，故许多才华横溢之士在宦海往往水土不服，得不到升迁，甚至屡受排挤打压。苏东坡多才多艺，曾官至三品，却一生被一贬再贬，到处流放。文徵明为官三载数次请辞，终回故里，王维、郑虔诗、书、画“三绝”却多次受贬，米芾多才多艺但官运不佳。郑板桥、李鱓、李方膺、赵之谦、吴昌硕等，可谓才高八斗，但 也只是官至七品而已，正如郑板桥所刻闲章自嘲道：“七品官耳”。在中国的历史上，在书画史上，人们之所以记得上述人的名字，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官衔，而是因为他们的艺术成就不可磨灭。历史上中国的县太爷以上的官员多如牛毛，然而，没有几个人能叫出他们的名字。
 

 

　　在当代中国，也有那么一批“书生气十足”的“另类”，他们秉承了中国历代文人、知识精英的气质和品行，仍然在苦苦守望着那片无际的艺术原野。这里或许保留的是中国文化 和艺术的最后净土，保护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他们乃是令人敬佩的、真正的、纯粹的艺术家。例如，已故艺术大师林风眠先生，一生艺术成就斐然，并培养出了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等蜚声海内外的艺术奇才。但他一生布衣，一生坎坷。在当代中国画坛，吴冠中的画作屡屡刷新拍卖纪录，但他曾对自己过去的不太满意的数百幅画作彻底销毁，他还曾把拍卖吴冠中假画的一家拍卖公司告上了法庭。吴冠中对假画泛滥的痛斥，对拍卖假画的侵权行为的维权行动，以及对自鉴“废画”的主动销毁等，显然是颇值得赞赏的。吴冠中甚至呼吁取消美协书协！又如，著名书画家、学者范曾，堪称诗、书、画“三绝”，名扬海内外，却一生布衣，甚至至今未冠以任何美协、书协头衔。而著名画家、文化学者陈丹青，也是一生布衣，不追名逐利，甚至连被世人认为无比高雅的清华教授、博导的显赫头衔也愤然辞掉，毅然地继续走自由创作研究之路。
 

　　可以设想，郑板桥、吴昌硕以及陶渊明、王维、郑虔、苏东坡、米芾、文徵明、赵之谦等，当年他们若是在官场“好好地混”，随波逐流，或许会走向位高权重的官阶上层。这样，中国历史上或许会多几个好官、清官，但中国的书画史、文学史则会有所不幸。王维、苏东坡才华横溢却多次遭贬，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退隐，郑板桥为官清廉竟被革职，吴昌硕就任一月即弃官而去，这种情况，对“官本位”情结浓厚的古代知识分 子来讲确实是极大的不幸，但这乃是中国书画史、文学史之大幸！庞大的中国官僚机构，可以少几个官员，即便是好官、清官，但在中国的书画史、文学史上，却不能没有陶渊明、王维、苏东坡、郑板桥和吴昌硕等。因为正是他们对乌纱帽的淡漠或放弃，从而为中国的书画史、文学史留下了浓墨重彩之笔！而当代著名画家吴冠中、范曾、陈丹青等，也是如此。他们没有（也不需要）什么显赫的头衔，但却享誉海内外。在世俗中，在常人眼里，似乎总是“官大学问大”。但真正的艺术家、学者，是靠作品说话的，并不屑于什么头衔、官衔，在他们心目中，丝毫没有“官本位”意识，唯有一分对文化艺术的执着酷爱之情。
 

　　二、中国何时能出凡高、毕加索式的艺术巨擘
 

　　如果没有不追求金钱，执着追求艺术的画家和为艺术献身的画家，西方画坛或许出不了凡高、毕加索，中国也或许出不了齐白石、徐悲鸿、林枫眠、傅抱石、潘天寿、黄宾虹等。大凡艺术珍品的问世，绝对不会散发出丝毫的“铜臭味”，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凡高的《向日葵》如此，徐悲鸿的《奔马》同样是如此，尽管凡高和徐悲鸿的画作在当今价值连城。不追求金钱，“不为五斗米折腰”，甚至忘我地投入艺术创作，这或许也正是艺术品创作的特殊规律所在。我们知道，凡高是西方美术史上一位划时代的画家。然而，他生前仅卖过一幅画，且是由身为画商店员的胞弟设法卖出去的。凡高一生创作的作品极多，但穷途潦倒，精神崩溃，最后饮弹自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一颗伟大的艺术之星就这样坠落了。而他的不朽作品《向日葵》，成为后印象画派的经典，也在世人心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象。具有颠覆意味的是，凡高生前一文不值的画，死后却奇迹般地“变废为宝”，目前《向日葵》的市场价格已过亿美元！这或许是对一件伟大的作品和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的一点弥补吧。凡高《向日葵》最后的价值发现，或许是人类迄今为止艺术品定价的一个经典案例。[3] 如今，凡高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几乎达到了高度统一。这种现象，颇值得我们深人研究和借鉴。那么，中国何时能出凡高、毕加索式的艺术巨擘呢？
 

　　应当承认，文化产业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无论现实还是历史，都向我们揭示出了这样的不争事实：文化产业的崛起和文化的繁荣，与整个社会的经济繁荣息息相关。的确，书画艺术的发展和创新，总体上看，需要更宽松的文化氛围和相应的经济条件，需要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相结合。从一定意义上讲，书画艺术品市场的繁荣与发展，对书画艺术的发展和创新，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具体到艺术家个人，艺术创作 需要创作主体心无旁骛，潜心创作，市场的商业规则决不可能改变艺术创作自身的特殊规律。
 

　　中国的画坛有其开放包容的一面，同时也有其保守的一面。吴冠中是一名学贯中西，蜚声中外的艺术大师。他曾讲过一句“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的话， 被简称“笔墨等于零”，此话却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些视“笔墨”为传统中国画“命根子”，以正统、正宗中国画画家自居的人们，纷纷对吴冠中的这一“大逆不道”的言论大加反驳， 群起而攻之。[4]吴冠中在当代中国 画坛的地位极为显赫，他的改造传统中国画的主张，竟被视为离经叛道，可见中国画坛打破陈规，革故鼎新之艰难！
 

　　随着收藏热的方兴未艾，商业重槌正猛烈地叩击着艺术创作的象牙塔之门。金钱的诱惑，利益的驱动，往往可能导致一些市场营销者、消费者乃至艺术家一味追逐书画作品的市 场价值，而对作品的艺术价值似乎不太关心。从另一方面看，在学术界，抄袭剽窃行为往住被视为可耻，也常会引发知识产权官司。而在书画艺术界，临摹、摹仿甚至伪造冒充名家之作，似乎已司空见惯，屡见不鲜。人们对书画赝品已习以为常，麻木不仁，几乎全然任凭其泛滥。以至于有人无赖地叹息道：书画艺术品市场赝品充斥着市场，若被仿的书画家坚持不懈地去打知识产权的官司，恐怕他们也就没有什么时间去探索艺术创新了。而在当今中国的书画艺术界，政府官员担任书协、美协要职屡见不鲜，艺术头衔甚至可以用钱去买。据香港媒体报道，内地某省书协主席，就是花1000万元买来的。著名画家吴冠中就曾指出，中国的美协、书协“变成衙门了”，甚至呼吁要“取消美协、书协”，在中国，囿于“官本位”思想一时难以根除，因而，在书画艺术界，在书画艺术品市场，“官大学问大”，“按官论价”被视为常态。这些，无不都是对艺术的亵渎，它对书画艺术的创新有百害而无一利。
 

　　勿庸讳言，从创作主体自身看，许多中国的书画家们始终过于讲求继承，坚守传统，信奉“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古训。中国的书画家通常推崇封闭式师承关系，讲师道尊严，固守门户之见。西方学者和艺术家们则通常讲的是师生平等，并重视开放交流，以形成各学派相互融通。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讲过，“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科学巨匠牛顿甚至称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创新。而在西方画坛，凡高、毕加索堪称是张扬个性、敢于和善于打破陈规的杰出人物。中国历代的书画家，大多重传承，而轻创新，甚至把复古当成一种终极目标。就连清代郑板桥、现代齐白石这样的书画大师，也还要甘当明代书画家徐渭（青藤）的“走狗”。这种现象似乎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艺术创新乃是艺术生命延续的源泉。而中国书画艺术界盛行的热衷于临摹、摹仿甚至伪造冒充名家之作的陋习，显然与创新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可以说，默守陈规、遏制个性，注定是不可能创新的，当然也就很难产生凡高、毕加索式的艺术巨擘。在中国画坛，又有几位吴冠中、林枫眠、张大千、刘海粟、徐悲鸿式的敢于突破陈规的画家呢？以上几位艺术大师，是继郎世宁之后，大胆融合中西方绘画的代表人物，他们对中国画的创新 功不可没。学术自由为科学创新插上了奋飞的翅膀。而唯有自由创作，也才能为艺术创新插上奋飞的翅膀。
 

　　培育文化艺术人才，创造能使更多的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对书画艺术创新乃至文化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需要有那么一批“不为五斗米折腰”，潜心地投入艺术创作的人群。在中国的书画艺术界，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市场机制的差异，出一些类似凡高、毕加索似的国际艺术巨擘，恐怕一时不太容易，但再造出一些类似苏东坡、米芾、赵孟頫、文徵明、董其昌、青藤（徐渭）、八大山人（朱耷）、石涛（原济）、郑板桥、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刘海粟、傅抱石、潘天寿、黄宾虹、张大千、林风眠、李可染、李苦禅、吴冠中等书画艺术大师，这样的要求恐怕并不过高。[5]也就是说，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从造就一些书画艺术大师，到推动书画艺术的繁荣与发展，的确并非易事，甚至有时会出现极大反差。但总体上讲，长远目标是一致的。
 

　　理性地看，当今中国，相对于科技进步、经济的繁荣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从总体上讲，当代书画作品的艺术水准似乎正呈现滑坡，大师级书画艺术家后继乏人，青黄不接，几乎出现断档的危机。著名艺术评论家郎绍君指出：“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潘天寿、张大千、林风眠、傅抱石、李可染等大画家，都是在‘五四’前后即前半个世纪成长起来的，‘五四’后出生，成长起来的画家，再没有出现这样被公认的大师级人物”。[6]这种状况，实在令人忧虑。
 

　　总之，历代中国文人画家所推崇的以古代农耕社会文明为根基的人文精神，折射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之魂。这种世代传承的古老的主流文化，文人的价值取向，“学而优则仕”传统， 显然正面临着来自大洋彼岸的以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文明为旗舰的现代文明的挑战。当今的价值取向，职业选择已多样化了。面临“全球化”浪潮和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中国的书画家及其艺术作品正在逐步走向市场。既然要让书画艺术作品走向市场， 那么，就要在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框架内，尽力去施展营销扩张力。而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最终当然也是人才的竞争。中国文化产业的崛起，必须依靠一大批才华横溢的精英人才，同时也有赖于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和资本增殖理念的觉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纵然竞争激烈，但有了大师级的创新人才，有了著名的文化艺术品牌，加之强有力的营销策划推广手段，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及规范化的市场运作模式，何愁艺术品没有市场，何愁文化产业不发达！[7]当今世界，无论科技创新还是艺术创新，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乃是确保创新得以实现的不二法门。唯有营造出使艺术家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全身心地投入艺术创作的文化氛围和物质条件，唯有冲破束缚或扼制创新的各种无形枷锁，各类拔尖人才方可脱颖而出，而中国画坛的凡高、毕加索式的艺术巨擘或许可望呼之欲出！
 

　　三、经济繁荣必将迎来艺术的繁荣
 

　　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中指出：到2020年，要使“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显然，文化产业的繁荣和发展，对艺术大师的产生也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契机。
 

　　文化产业又称文化创意产业。国际上一般认为，只有当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5%以上，才能称之为支柱性产业。据测算，到2015年我国文化产业的增加值必须超过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才能达到5%。而当前，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规模与3万亿元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8]美国堪称当今世界文化创意产业的头号强国，美国拥有1500多家日报，8000多家周报，1.22万种杂志，1965家电台，1440家电视台，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三大电视网，拥有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电影生产基地，号称“三片”文化（薯片，大片，芯片）。拥有全世界56%的广播和有线电视收入85%收费电视收入，55%的票房收入。以其强大的经济基础和科技实力为背景，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和走向。[9]美国的文化产业占GDP的1／4，比重之高， 为全球之冠，令世人惊叹。美国之所以名列世界经济、科技和军事强国，与其文化创意产业的高度发达恐怕不无关系。
 

　　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文化及艺术的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作为商品的艺术品，其价值可分为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从理论上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艺术品市场，一般应由艺术价值的优劣决定其市场价值的高低，即二者呈“正相关”趋势，但有时也会出现二者相背离的情形，有时甚至会出现由市场值的高低去评判其艺术价值优劣的反例，即出现悖论或二律背反现象。因而，在当下，追逐市场价值似乎往往被一些市场营销者、消费者乃至艺术家所推崇。其实，艺术品的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的统一的理论值，一直以来备受关注。

        书画艺术属于视觉艺术，但它有别于电影等表演艺术。电影艺术，是一个必须高度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的大众艺术。影片若没有票房收入（市场价值），它的艺术价值便得不到大众认可，其艺术价值也就要打折扣。电影恰似工厂化生产出来的产品，它需要有很大的市场，这种产品也就需要炒作，需要大打广告，需要强大的营销扩张力。电影作为艺术之所以产业化，正是因为它的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几乎达到了统一或同一。美国好莱坞的大片之所以风靡全球，其艺术价值姑且不论，或许正是因为它的产业化，其市场运作能力，其巨额投资之能力，乃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 无以匹敌的。[10]而美国有那么多的奥斯卡奖得主也就不足为怪了。作为电影乃是大工业生产（创作）出来的大众消费品，电影虽然总投资很大，但对于众多的观众、买者（消费者）而言，个人的支出并不高，谁都消费得起，真可谓“物美价廉”。好莱坞明星、奥斯卡奖的大片，普通观众都完全有能力去消费。显然，书画艺术属于小众艺术，这类造型艺术品的生产（创作）、流通、消费，则似乎完全不同于电影艺术。它是个体的纯手工劳动，其消费者（收藏者）也是小众的少数人群。当然，如果用文化产业或文化创意产业的一般模式来分析，它们都存在一个从生产到流通，再到消费的过程。
 

　　书画艺术作品不是大众消费品，既不像萝卜白菜，也不像电影、歌曲。它是非常昂贵的消费品，且需要消费者具备一定的艺术欣赏能力。凡高、毕加索、齐白石、徐悲鸿、林风眠等艺术大师的作品，不是普通消费者都能有承受能力消费（购买）的。当然，大师的书画艺术品可以有印刷品，这样普通工薪阶层都可以去购买，但其艺术价值尤其是收藏价值简直无法与原作相提并论，其赝品也是如此。高仿的名家字画几乎可以以假乱真，但赝品是没有什么收藏价值的。在书画艺术品市场，要使书画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得以充分实现，这里，好菜坞的强大的营销扩张力，无疑是值得借鉴的。
 

　　我们知道，物质产品的消费，表现为消费者对它的物质形态的享用，即磨损、消耗、消化或丢弃。而书画艺术品作为精神文化产品，消费者（收藏家）对它的“消费”，并不有损它的物质形态（宣纸是书画艺术的物质载体），也不像电影、音乐等文化“消费”，稍纵即逝，它是一种长期持久的“消费”（即永久欣赏）。而这种“消 费”并非独享，它可以分享。并且， 书画艺术品的这种“消费”（收藏）， 它其实又是一种投资，它可以保值、 增值、流通变现。甲消费者将一幅名画“消费”一段时间之后，他可以转让给乙消费者，而乙又可以转让给丙等等。所以，在书画艺术品市场，很难分清楚谁是真正的收藏家、投资家或投机者？而在所谓“收藏热”的背后，假字、假画、假古董、假拍卖（自卖自买）、假鉴定等，在市场上屡见不鲜，令人防不胜防。但真正的、纯粹的收藏家（终端消费者）为数甚少，真可谓寥若晨星。在收藏界，似乎“只有上家和下家”，大家与其说是在“玩收藏”，倒不如说是在“炒字画”。在书画艺术品市场看似繁荣的背后，存在着许多令人费解的困扰和隐忧。
 

　　在中国，尽管不乏顾恺之、吴道子、王维、苏东坡、唐伯虎、董其昌、郑板桥、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张大千、傅抱石、潘天寿、黄宾虹、李可染、吴冠中、黄永玉、范曾等书画艺术大师，但是，中国大师级的书画家，作品价位大多在数十万、数百万元人民币之间，过千万元上亿者并不多见。应当承认，在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画家作品的市场价位尚无法与国际接轨。不像凡高、毕加索的作品，其市场价位动辄数千万美元，甚至过亿美元。这里，当然与东西方文化差异直接相关，也与经济发达程度、消费能力和偏好、市场经济机制完善程度以及文化产业的营销力等紧密相连。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5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069美元，而其它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均数则要高出很多，美国为56116美元，日本为34524美 元，英国为 43930美元，德国为41178美元，法国为36352美元，意大利为29993美元，加拿大为43316美元，荷兰为44291美元，西班牙为25685美元，澳大利亚为56291美元，新西兰为37808美元，韩国为27222美元。[11]另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2016年，中国人均消费支出为17111元人民币，其中，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仅为1915元。[12]显然，中国的人均消费水平与西方发达国简直是无法相比的。尽管我们已走进“全球化”时代， 尽管艺术无国界，但在“地球村”，艺术家及其作品也还是各有其辐射半径，各有各自的消费（收藏）群体。从这一点来看，齐白石、徐悲鸿作品的成交价格，与凡高、毕加索作品的成交价格，恐怕又不能作简单的对比。
 

　　总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健全，书画艺术作品走向市场，乃是大势所趋。当今中国，即便再传统、再正统的书画家，也无法抵挡市场化的浪潮。而当代一些书画家，早已过上了有车、有房、有存款的相当富裕的生活。这显然是得益于书画作品走向市场的结果，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有什么样的市场需求，就会有什么样的商品问世，艺术品市场也不例外。经济愈发达，市场愈繁荣，人们对书画艺术品这类商品的需求就会愈旺盛。自古就有“盛世玩收藏”之说。显然，从宏观上讲，经济的繁荣必将迎来艺术的繁荣。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恩格尔系数”（指食物支出占生活费总支出的比重）会不断下降，人们用于文化艺术方面的消费支出，则会不断上升。不难发现，继股票热、房地产热之后，收藏热正在中国大地悄然兴起。例如，在2018中国嘉德秋拍会上，潘天寿的指画作品《无限风光》 以2.875亿元成交，刷新其作品拍卖纪录。又如，在2018年11月佳士得香港会展中心拍卖会上，苏东坡的《木石图》以4.64亿港元的天价成交。人们期盼着更多的更内行、更成熟、更理性而又一掷千金的收藏家的出现，期盼着更完善、更规范的书画艺术品市场的建立。
 

　　四、结语
 

　　中国虽然是文明古国，但究竟如何发展文化产业？它乃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正在大步向工业化、城镇化目标前进。而中国的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则还相当低，不像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成为其支柱产业。我们知道，文化产业又称文化创意产业。文化产业是文化与产业的完美结合。经济发展必须遵循经济规律，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则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从“创意”到“产业化”，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资周期一般较长，不像生产粮食作物一样可以春种秋收，“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也不像生产服装、面包和矿泉水一样可以当年投资，当年受益。从书画艺术作品的创作到其商品（市场）价值的实现，以及相关联的文房四宝的生产销售等，可以说是一条产业链，它虽然在整个文化产业中所占比重不高，但它无疑是堪称颇具文化底蕴和颇具创意的亮点。应当说，文化艺术的繁荣，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对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功不可没。亚当·斯密所说的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书画艺术创新和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无疑有着巨大的推动力。 而书画艺术大师，堪称该产业链从业人群中的灵魂人物。毫无疑问，艺术创新与艺术的繁荣离不开艺术大师。在西方画坛，灵魂人物当推凡高、毕加索，而中国画坛则首推徐悲鸿、齐白石、林枫眠等。自古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文化艺术的繁荣需要领军人物，而文化艺术大师的产生则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环境。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曾指出：“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13]最后，引用清代诗人、文学家、思想家同时也是书法家的龚自珍的诗句作为本文的结语：“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人民出版社，1971，7.

　　[2]林语堂。中国人[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258.

　　[3]刘开云。试论书画艺术品的市场法则与规范运作[J].学术研究，2005，（10）。

　　[4]吴冠中等。关于笔墨的论争（朵云54集）[M].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101-143.

　　[5]刘开云。中国书画艺术走向现代的嬗变[J]宁夏社会科学，2010，（4）。

　　[6]郎绍君。五四与“美术革命”[N].中华读书报，2009-06-10.

　　[7]刘开云。文化的开放交融蕴藏着文化产业振兴的契机[J].江汉论坛，2012，（5）。

　　[8]任仲文。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学习参考[M].人民出版社，2011，139.

　　[9]各国文化产业发展研究论文报告 [DB/OL].神州娱记：2016-11-24[2019-3-13].

　　[10]韩志君。与好莱坞老掌门对话[N].中国艺术报，2005-05-31.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7[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193.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7[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57.

　　[1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109.